黄灯
（本文原载《传记文学》2012年第1期，原题《一个汨罗人眼中的韩少功》）
我多次设想，韩少功重回汨罗后第一次被人称为“韩爹”时，一定对时光的飞转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一九七六年，他离开汨罗时，还只是一个“长沙伢子”，二OOO年，韩少功重返故地时，岁月已将他变成了“韩爹”。
韩少功的回归成为知识界的一次重大事件。当大家好奇地揣摩他此行的真实用意，并顺便给他一顶“隐士”的帽子时，韩少功已经兴致盎然地搭起瓜棚果架，汗流浃背地开荒种地，养鸡喂鸭，尽情享受另一种多数人只会停留在口头的生活。他的入驻显然增加了汨罗人的生活趣味，在消费萨达姆、卡扎菲、美国飓风、台湾选举这些遥远的人和事的同时，韩少功成为周边农民重要的消费对象。他们回忆韩少功知青时的种种逸事，尽量还原他之所以混出名堂的先兆迹象，我所听到的评价包括这些，“真是日怪，作文写得几多好！”“确实是个怪器人，字又写得好！”更令人惊异的是，我一个堂叔，整天被鸡零狗碎的琐事折腾得灰头土脸，但只要看到我，就两眼放光，执意和我讨论韩少功的创作，他记得韩少功七七年参加高考的作文是《心中的话儿向党说》（我从来没有向当事人求证过），还记得这篇作文曾经发表在《湖南日报》上，情绪好时，还要语气夸张地向我背诵作文的前几段，对韩少功的关注简直构成了他精神生活的全部。只有马桥人对韩少功有点意见，他们始终不明白一些不正经的词诸如“嬲、龙”，说说是可以的，“但怎么能够写进书里”？并由此断定韩少功也是个“下人”！我的邻居小杨伯伯放弃一天的农活，步行十几里，在视察完韩少功的新居后，开始感叹“韩老倌那个位子真是绝了，几好的山，几好的水，真是个会享福的人！”并且提议“要是有空，他应该养点蜜峰。”但这种消费的新奇感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发现这个从城里回来的厅级干部居然有一双丑死人的黄胶鞋，居然跑到临近学校的厕所去挑大粪，并且讲话一点都不打“乡气”后，他们扔给他一个“韩爹”的称号，就当他是自己人了。
现在，我得回过头来说说汨罗人，从广义的范围而言，汨罗以北的地区都属于《马桥词典》所描述的方言区，换句话说，以韩少功居住的八景乡为圆心，方圆半径三十公里的范围，所有人对《马桥词典》都能理解。家乡人对于国家大事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村民不但知道克林顿，还对他婆娘希拉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一个四岁的孩子对利比亚战斗的进程如数家珍，一个刚刚还在打猪草的农妇竟然会为伊拉克没有核武器辩护，家乡人这种完全“生活在别处”的状态、对宏大叙事的热情多年来总是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离开家乡，我才发觉这是一群内心有着不易觉察的傲慢和自尊的人，尽管铺张浪费、不切实际、爱慕虚荣几乎可以算他们的致命弱点，并且总是在现实的残酷面前被打入社会的底层，但对自尊的敏感却是他们骨子里最为重要的气质，他们身上没有来自社会底层的卑微和胆小，对利益和算计也缺乏相应的兴趣，这种性格显然和主流知识界对底层民众的想象相背，意识到这一点后，我猛然想到韩少功某些方面是多么像一个汨罗人！他多年的创作其实一直在勾画汨罗人的灵魂，无论评论界从哪些层面来解读他的作品，这一群木讷、虚无、智慧但并不胆怯的村民显然勾起了他探讨人性的兴趣。他笔下的张种田、马鸣、盐早、绪非爹仿佛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由此推断，尽管历次面对媒体的采访，韩少功坦诚选择汨罗的缘由总是冠冕堂皇“这里山青水秀，确实是一个好地方”，但我相信背后有着更为重要的心理契机。
我不相信韩少功在被城市接纳二十多年后重返乡村的举动是为了体验生活。如果体验生活真的能够使一个作家写出神来之作，韩少功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成名成家也是在城市，城市生活的丰富复杂，一定比之短短的六年知青生活更能够占据他的情感和生活空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车水马龙的城市生活并没有彻底进入韩少功感性的视野，这种“体验生活论”的失效，恰好显示韩少功的精神世界存在一些隐秘的暗区，凸显了他心灵领域和现实的一种紧张关系。韩少功《山南水北》仿佛回答了这样一个命题，这部作品真实再现了重回乡村生活的质感，他象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率性而为，充分放纵对文学成规的反叛。在一个没有理论就难以发言，没有意义、没有宏大的主题、没有对生存的焦虑、没有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就不足以称为一部像样作品的时代，《山南水北》甚至放逐了对文体把握的基本边界，以一种简单、本真、直接的方式，悄悄接通了作家和世界的关系。站在“八溪洞”人的角度阅读这部作品，一种极端的真实让人忍俊不禁。韩少功完全从感性出发，自如驱遣情感的流转，那一份悠然自得随处可见。我注意到知识界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依旧离不开专业术语的支撑，而对于知晓种种生活细节的汨罗人，面对此种被知识缠绕的现象只会窃笑。回到上面提到的体验生活的话题，如果说，城市是秩序、知识、规范、资源的产物，以韩少功对智性的偏爱和对世界的好奇，肯定有过尝试打开感觉的通道去表现这种生活的冲动，但他在尝试无效后，最后只得捡起智性的武器去对抗，很多人注意到了他小说中城市生活的缺席，没有留意到他九十年代的随笔几乎就是他对城市生活无法通过感性的方式表达后，转而向理性妥协的产物，相对“散文家”的名号，韩少功显然更珍惜“小说家”的名声。“想得清楚的写散文，想不清楚地写小说”，城市生活的条块分明、秩序井然、冷酷森严显然不能够满足他对文学的想象，他由此意识到知识改造世界的有限性，意识到知识的强势对人感触理直气壮的钝化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他开始警惕“知识生产的局限”，并决定重新敞开感觉，重新打通恢复生命原初感受的通道。他开始寻找一种和圈内人保持异质化生活的可能，以吐纳多年来城市生活对感觉感知的遮蔽，整理被知识、规范压抑以至变得拥挤不堪的思维内存，回归汨罗正是从这个层面体现了它的重要意义。在一个学者漠视生命的原初感受，自动将判断的标尺交给西方理论的时代，韩少功通过创作和生存实践无非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所缺的正是诸如阳光、空气和水这样的常见东西，在知识分子习惯了和现实生存场景的隔离，只懂得运用逻辑和推理来判断真相时，韩少功指出常识的回归是多么的重要。
韩少功遭遇汨罗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次偶然事件，就像史铁生遭遇清平湾，张承志遭遇大草原，李锐遭遇吕梁大地一样。但综观同时代的作家，能够像韩少功这样一如既往地将知青地视为精神家园和创作根基的作家并不多见。知青经历尽管在韩少功的生命历程中只有短短六年，但这六年深深锲入了他的血肉，使得他离开乡村重回都市以后总是一次次回望，他对“知青生活”的精耕细作表明他骨子里对新的东西有一种犹疑，也显示了他对题材的新奇并不依赖，但同时也不经意地泄漏了他性格中固执、不会变通的一面，这一点倒是和笨拙的汨罗人如此接近，这样看来，韩少功显然是一个有“核”的人，用汨罗话说，这是一个有“种”的作家！这种理解充满了对“血性”的信任和向往。从精神气质而言，韩少功确实算得上一个有“有担当、有血性”的男人。外界的诱惑对他的改变是如此有限，名声、权力、美色这些对世俗男人的致命诱惑，韩少功远远观望但总能找到通道悄然脱身、绕道而去。他是一个不会给自己世俗生活设置障碍的男人，在关键时刻总是具有超乎寻常的放下的勇气。很多时候，他多么像他笔下的马鸣！他对这个人物的刻画几乎贯注了自己对生活的全部理解，并且毫不掩饰其中的从容和赞赏。他对世俗生活处理的智慧给他思想的自由赢得了极大的空间，这种清醒当然和他对人性的体察有关，也和他年少时代所遭遇的精神创伤有关。他确实是一个懂得“看透”的人，但“看透”之后，还能做到“宽容”，还能在世俗的细节中获得生存的智慧和力量，这和他天生豁达大度的性格密不可分。文革期间家破人亡的遭际并没有使他加入到知识分子带血的控诉中，左派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总是显得不伦不类，在无法给韩少功一个确切的标签时，从道德的层面将他塑造为一个勇士成为保险和省力的方式，以致很多人摄于这种道德榜样的辐射对他敬而远之。从汨罗人的角度看，韩少功只不过身体力行地做了自己喜欢的事，在他人前行时，他选择了立定观望；在他人蜂拥而去时，他选择了逆身而行；在他人斤斤计较于现实利益忽略精神价值时，他将人生的天平更多地倾向于过一种有精神附着的生活。在功利浮躁的时代，这种倔强的坚守姿态是如此扎眼，如果非要将他置于一种道德高标的境地来打量，我倒是认为他知行合一的品格，对当下知识分子精神空间的拓展就已足够。作为一个汨罗人，我本能地不相信言语，在一个言语过剩的时代，我只相信行动。韩少功在我的心目中，没有任何道德高标的意味，他和我的父老乡亲一样，只是一个内心始终持有标杆的男人，他信守底线，崇尚谦卑，以道德的高标评价韩少功喧嚣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看出现今世界做一个正常人已经艰难到什么程度。
关于韩少功的创作，有一个话题仿佛绕不过去。我从很多场合听到大家对韩少功不会写爱情的遗憾，甚至有人好心地建议，韩少功至少应该进行一次轰轰烈烈的婚外恋，以获得更丰富的人生体验以更充分地表达人性。这当然显示了男性立场的自信和专断，但韩少功诸多创作中爱情的缺席和简单倒是事实。关于这一点，我只能承认韩少功对两性关系的探讨确实缺乏一个作家该有的兴趣和敏感，他理科生的性格在这一点上是真的有点“没心没肺”。我还设想这和他多年以来身边围绕的亲人多是女性有关，母亲、姐姐、妻子、女儿、孙女，这种女儿国里的男性担当让他充分发挥了男性角色的特长。从这个意义而言，韩少功的作品是最能给女性带来安全感的创作，当消费的喧嚣声浪一次次逼迫女性违反自然规律地对抗年龄和性别的极限时，韩少功创作中所传达的气氛令女性感到一种理解的温暖，由此我甚至愿意给韩少功戴上一顶男性写作的帽子，如果将男性的纯正特质定义为理想、责任、担当和对世界的宽容和大爱。
好了，在对韩少功评价上，尽管我总是提醒自己避免作为一个汨罗人对他的特殊拥戴，但我不得不承认韩少功确实是一个复杂的个体。他外表周正，但内心叛逆，为人宽厚，但极讲原则，对人性的真实有着透彻的理解，但终究保留了感动和愤怒的能力。他内心深处是孤独的，相对于宇宙的宏阔辽远，他能清醒地意识到个体的卑微和渺小，但因为保留了一份对世俗的亲近，也不至于陷入知识分子自忧自怨的情绪泥潭中。他潜藏了一份时间之外的童心和赤子之心，这与他老成持重的外表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有着惊人的对付世俗杂事的能力，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精神世界的维护。阅读他的作品，我总能感受到一种根植于生活的类似于孩童般的顽皮，一种从最简单的层面对世界明心见性的理解。我甚至固执地认为他最羡慕的人就是《马桥词典》中的马鸣，他最动人的爱情描写，就是黑暗中的房英，尽管只有寥寥数语，这种带着呼吸的文字却多次使我暗中落泪，使我因为放弃了专业范围内诸多高深理论而深感不安。韩少功被知识界公认为一个理性极强的作家，但他的创作却给汨罗人提供了无数温馨感人、会心一笑的片段。也许，作为个人的韩少功面目是清晰的，但他营造的艺术世界总是暧昧模糊、出人意料，从来不能给我们一个终极答案。
给大家提供一个片段。二OO八年十月的一天，我负责牵线，带着八景临近的三江乡的几位老师去拜访他，经过八景学校时，一群孩子执意要跟着我们去看“韩爹”，其中一个胆大的女孩告诉我，学校的老师规定他们平时不能跑到韩爹家去，但星期六星期天可以去。我立即恶作剧般地怂恿他们跟着我们，一群孩子呼啦啦欢呼雀跃，立即跑到队伍的前面，充满了山野小畜的野性和快乐，跑到门口，孩子们齐声喊着“韩爹爹，韩爹爹！”韩少功应声开门，看到这群孩子，像呵斥自己家的孙子一样，并对孩子们的吵闹打搅了客人而表示歉意。孩子们做着鬼脸带着狡黠的小小得意跑开了，我们应邀进入客厅。这一幕深深震撼了我，我切身感到韩少功和周围的世界早已达成一种真实的和谐，早已互相进入彼此的生命和世界，一种真实的温情令我久久感动。
最后，我要说，作为汨罗人，我发自内心感激韩少功对这片土地的依恋。这种行为接通了一种伟大的传统，在屈原以后，韩少功是这片古老而又贫瘠土地上最为重要的文化和心灵事件。两千多年后，汨罗人竟然在最喧嚣、最浮躁、最功利的时代，迎来了一位清醒的思考者和坚守者，汨罗人将这份亲切和温情只能凝聚在对韩少功“韩爹”的称呼中（我估计屈原在汨罗江畔孤独行吟的时候，纯朴的村民一定也称他为“屈爹”，并且在饿肚子的时候吃过村民给他做的咸鱼痨菜），他们以并不完美但最为本真的人性和韩少功共同守护着一种精神的隐秘，共同完成着当代思想史上最为温情的交流和互动。在知识界一次次伤害和误解韩少功的时候，恰恰是这群被主流知识界视为愚昧落后需要启蒙的普通农民，给他带来心灵的慰藉，使他一次次获得精神的能量和写作的动力。
韩少功是属于汨罗的，作为一个汨罗人，我有理由窃喜和庆幸。但韩少功笔下的汨罗，韩少功笔下的马桥是属于世界的，作为一个汨罗人，我时刻意识到，正是韩少功将乡土中国一个普通的地名赋予了一种超越性的意义。
